当前对类型小说的讨论，有两种主导倾向。一种从传统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角度予以概括、探讨；一种则主要谈当前网络中出现的类型小说：玄幻、穿越、盗墓等并给予评价。我觉得应把这二者统一起来，用历史的、动态的观点看待各种类型小说，以获得对类型创作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要对于类型小说有一种扩大的、符合其普遍本义的理解。谈到类型小说，以往我们经常谈到的多是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犯罪小说、武侠小说等等，中国传统创作中也有公案小说、历史演义小说，以及清官贪官、才子佳人等，这是一些沿革已久、比较成熟的类型创作。但类型小说、类型创作仅限于这些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明清小说四大派，我认为除人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外，其余三派差不多都可以归入类型化创作。同样，在当代文学领域中，类型小说创作也是主流。上世纪50年代末被称为是当代长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战争题材创作与农村题材创作这两种小说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我看来，大多数都可以归入类型小说范围。战争小说，特别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如《平原枪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青春》等，其基本线索、内容都相差无几。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是表现农业合作化的创作，大量的作品，其人物谱系只要看一下其阶级或家庭出身，例如贫下中农、富裕中农或地富分子，主要人物便都可以在作品中获得定位，类型显然更为明显。“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也有类型化的趋势。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乃至现在流行的官场小说，以及越来越多的家族小说，渐渐地，也能看出一种类型的趋同性。由此可见，类型化几乎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必然、普遍的现象。我认为对于类型小说应该有一种扩大的范畴或较高的视点。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具体地研究一种自己已认定的、更为成熟的类型小说。在美学史上，“类型”概念的出现比“典型”要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突破、发展而形成的。但正因为二者存在联系，一些类型小说中也能产生典型(如像《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更重要的是，文学上类型的概念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本身也是一种概括，包含着特定的内涵和某种精神品格的要求。对于这种精神品格的审美认知与深入分析，恰是类型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它自然也包括当前正在形成与兴起的各种类型创作。

　　类型小说可以说是在一种类型的规范内的创作，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审美意识范围内的创作。在更多情况下，它又可以说是一种在传统规范、传统审美意识下的创作。类型创作与读者业已成熟和定型的审美心理、审美要求是同生共存的，这正是它易于和我们沟通并且拥有广大读者的原因。譬如传统类型中的英雄传奇里，扶危济困、助弱剪强、一诺千金是它不可更移的基本特征，你不可能颠倒地表达。又如阿嘉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罪犯总是隐蔽得很深，使你猜不到凶手是谁，然而犯罪的根源又无例外地都是为金钱与财富，没有一部小说写到为“爱情”而杀人。因为若是后者，便会引起一种尖锐的价值冲突，越出通俗侦探小说范围，演变成类似爱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问世，传统的小说写法都被打破了。这是指它突破了以往才子佳人的模式、规范，“爱而知其恶”，因而拥有谜一样的丰富的内涵。但尽管如此，类型小说创作仍有着许多不可替代的积极的意义。美国学者认为，读阿诺德的“青年小说”(一种表达勤奋、个人奋斗以实现“美国梦”的小说)，你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和收获将超过读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等的作品加起来的总和。这当然不是指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深刻性，而是主要指它们充分反映了社会的精神生态与精神价值取向。这种认识价值与情况也符合于上述所提到的过去和现在中国的类型小说。类型创作还具有鲜明道德倾向的创作，在各种类型小说中，惩恶扬善，罪犯总是得到惩罚，正义总是得到伸张。类型小说总是符合、丰富、强化，有时候又补充(而不是颠覆)我们已有的审美意识，实际上便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基础部分。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现象，类型小说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同时形成不同民族各自的特点。西方类型小说从最初骑士小说、罗曼司小说渐渐演变，转向以金钱、财富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多类型的创作；中国有侠义、言情、公案、传奇、演义各种类型，而从清官贪官到当今官场小说，似乎也一脉相承。日本的推理小说，如森树诚一、松本清张、石川达三等人的作品揭露社会黑暗势力，揭露财界与政界的勾结等，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与“私小说”相对被称为“社会派”小说。美国的各种畅销书，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由最初的黑手党、美苏争霸、东西方间谍战，直至后来的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电脑黑客，无不被写入作品之中。一些被认为是类型小说的创作，由于其突出的艺术贡献和艺术表现，能与新的话语环境相结合，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接受，也可能成为经典作品，这可以称之为通俗文学与类型小说经典化的过程。譬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便是如此。而如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的考验，或许也已可称之为经典。约翰·勒卡雷的一部间谍小说《寒风孤谍》(直译“从寒冷中归来”)据该书前言介绍，这一书名短语现已进入了英语大辞典，而这一点也正与《第二十二条军规》进入英语辞典并成为大众用语一样。钱钟书先生在为《译林》创刊10周年所作的题词中说：“《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的公认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有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文艺社会学’阐明理解外国当前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是较好的指南。”从广义上说，我们都是读着各种类型小说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能说自己只阅读或专门阅读“纯文学”。对于类型小说的轻视，源于一种狭隘的文学观。我们的审美意识具有继承性，且有一些基本、不可动摇的部分。因此，现在的问题与矛盾便不是我们是否承认类型小说，而是认清类型小说的性质、特征与局限，寻求发展和提高。

　　回到当前的类型小说创作。我觉得，主要问题是我们目前尚缺乏一支优秀的、成熟的类型创作的作家队伍。许多作家事实上离不开类型化，却又贬薄类型，认为它是低层次的，缺乏对于特定类型深入发掘的自觉意识。类型写作需要不同的、丰富的知识储备，特定领域生活的积累和认识，也要具备对于人性的深切认知和艺术想象力，而我们的类型小说主题宏大，却无法写出高于一般读者想象力的作品。在西方的畅销书作家队伍中，有文学硕士、前外交官与情报部门官员、众议员、总统的夫人和女儿(如罗斯福夫人、杜鲁门的女儿)、获得爵士与院士称号的作者(如克里斯蒂、西默农)，也有医生与律师(如罗宾·科克、约翰·格里森姆)，当前网络上流行的穿越、盗墓小说，可能受到丹·布朗历史穿越创作的影响。以上所列是一支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对于读者有启迪心智、审美普及、寓教于乐的作用；而这类作品与西方先锋小说的分工和区别，似乎又有着保卫西方文化传统的作用。我们也需要重视与发展自己的类型小说，并在认识其规律性的基础上寻求更高水平的突破。例如，海岩的小说颇受读者欢迎，破案、人性与爱情构成他小说的三要素，而三要素的不同组合及情节的千变万化，则体现了作者一定模式内的想象力。何家弘是人大法学院教授，他写了一组书名都以“人生”开头的犯罪悬疑系列小说，专业、智慧、想象力以及对于社会人生复杂性的洞察和对于犯罪心理的深刻刻画，使他的作品比同类创作具有明显高出一截的水平。麦家的《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对于类型小说前所未有的一个肯定。但倘若读过他之前所写的《解密》和之后的《风声》，便能明了他的获奖并不是偶然的。文学当然不会抛弃作为发展的基础部分的各种类型小说，不会抛弃属于类型小说的最广大的读者，不会抛弃传统审美意识。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类型小说的理由。(吴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