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总会自然地带有一些女性特征，如女性特有的感觉、身体、空间、意识等，不少优秀的女作家在运用自己作为女性的独有优势写出一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文学才华让我们叹服。然而，随着“女性写作”热的升温，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已尖锐地将“女性写作”如何写好“女”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说，最初的“身体写作”还带有女性对身体的自我觉醒与思考的色彩，身体、爱欲还被当作一种个性解放在审美领域的表征来叙述，后来“身体写作”发展成以香艳、刺激、大胆的身体描写，标榜惊世骇俗的“后现代”，以求取悦于男性的眼球和钱袋可就完全泯灭了觉醒的色彩。时至今日，这种“被审美”花样翻新、愈演愈烈，变了味的“身体写作”无异于砸断铁链又戴枷锁。女性在审美领域的解放是女性在社会历史领域解放的折射，“女性写作”不应背道而驰。

　　另外，女性解放决不仅仅只是美女的解放。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丑女，还有处于美丑之间的大多数女性，其审美的地位应是相同的，都可作为“女性写作”的审美对象。文学史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并不一定拥有外在的美貌，感人至深的是她们优美的灵魂。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自白》中，将女人最珍贵的品德概括为“柔弱”。这“柔弱”中包含女性温柔善良的内心状态和不争的外部姿态，是“女性化”的重要内容，是女性优美灵魂的本质特性。明确这一点，避免大男子主义的误读，在今天非常有意义。可以说，是否珍视并发扬女性的“柔弱”的珍贵品质是衡量社会是否健康和正常的尺度。比如，随着文革开始后“铁姑娘”的遍地开花 ，中国社会步入到病态和灾难的深渊；而新时期之初，从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谢惠敏透露出告别“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的讯息，到铁凝小说中安然坦然穿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女性逐渐走出“非女性化”的年代，中国社会又开始恢复正常。

　　是否具备女性优美的灵魂是判断作品是否具有艺术魅力的重要尺度。女作家王安忆就认为：“‘女性化’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即‘温柔’。实际上最好的男作家也一定具备这种‘女性化’的温柔。这个温柔是一种很温暖的情感，绝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温存。……最好的作家都会具有这种情感，不论男女。”她所说“温柔”和马克思说“柔弱”是一致的，都包含着对人的挚爱和友善情感。诚然女性拥有“温柔”的天然优势，但并非所有女作家都能运用好这种优势。女作家应在拒斥经济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与压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优美的灵魂，升华女性“身体”的感觉，才能催生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

　　另一方面，从两性对抗的极端意识出发，过度强化“女”字，也是“女性写作”的一个误区，“人”字比“女”字更为重要，男人和女人这两半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世界。女词人李清照写了许多女人味浓厚的婉约词，但也写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不让须眉的千古绝唱。这其中的一个“思”字道出她成功的秘诀：从女性视角去思考男性，才可以写岀不让于男性的佳作。“人所具有，我无不具有”这句格言是说，只有对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人类心灵世界有全面深入了解，才能行云流水地创造。在全球化的今天，以人类意识统摄女性意识，用人学观照女性学，增强两性间的对话、沟通和互补，共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地，这应是对“女性写作”富有时代新意的召唤。只有超越“女”字，写好“人”字，才能真正写好“女”字。

　　“女性写作”的生存与发展，既取决于对女性审美视角的深度开掘，又取决于对女性单一性别的不断超越。现代人类社会面临重重危机，人类的自我拯救刻不容缓。“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洋溢着女性爱心的 “柔弱”，是被遮蔽的宝藏，将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抚平人类心灵创伤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以柔克刚”的能量，从而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这正是“女性写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女性写作”走出歧路，以细小的自然元素和生活元素，以细腻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审美视角，修复旧家园，建构新人性，这也许就是我们期待的“女性写作”。(江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