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奥秘——读宁肯的长篇新作《天·藏》

　　宁肯的长篇新作《天·藏》肯定是2010年度乃至近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因为实在太丰沛，确乎很奇特。

　　《天·藏》从首节“雪”开始，就写到身处西藏的佛教学者马丁格要与来自法国的父亲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进行“对话”一事，而且以王摩诘的“重要的世纪对话”的激动口吻等，制造了一些引人的悬念。而这场直到第28节才得以进行的“对话”，确乎博大精深，超尘拔俗，也无愧于作品的一场重头大戏。在他们那谈锋睿智、内容丰饶的对话中，怀疑论哲学家的刨根问底的质疑，佛教信奉者深入浅出的答疑，西方哲学大师长于逻辑思辨的严密推理，东方学新锐善于形象联想的出色演绎，都显示得锋芒逼人，展现得酣畅淋漓。从小处说，这是一场父亲与儿子久违了的精神沟通，经由“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了解；从大处说，这是一场哲学与宗教的难能的深层博弈，通过“对话”实现彼此辩难与补遗。就一般读者而言，也许一场“对话”很难激起对于哲学与怀疑论哲学的兴味，但一定会通过这次“对话”和马丁格的其他阐述，走近佛教与初识佛学，并为其痛苦与幸福、涅槃与轮回、功德与人生、佛法与仪轨等精妙教义与相关知识所吸引。其实，在《天·藏》中，不只马丁格和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父子在寻求“对话”，借机修行的王摩诘和藏汉混血的维格也一直处于“对话”的过程之中，而且他们的“对话”，形式更为多样，内蕴更为复杂。王摩诘这个教育志愿者的留置西藏，与其说是为教育事业献身，不如说是为神奇西藏而动心。他曾向人们表白，“有些理由让我在这里住下来”。这里显在的理由，便是作为一个注重精神现象的哲学学者，佛教对他的引动自然而然，由浅及深。他也崇仰研究佛学又不无神性的马丁格，觉得他能给自己以某种“光照”，以便借以“重构自己”。而潜隐的理由，则是西藏还有维格这样“殊异动人的风景”，而因为这“风景”常在眼前与身边，“某种东西事实上已沉浸在他的意识深处，正如沉积岩日复一日地沉积，终有一天会从海底隆起”。可以说，王摩诘和维格的“对话”，由一般的同事，到佛教的教友，渐渐地就进入到更为深入的层次，如精神上的友人，性爱中的情人。但始终让王摩诘备感失意的是，无论自己怎样的渴望与努力，怎样的暗引与明示，维格在性爱取向上都不愿意满足他的特异爱好与另类需求，使他在自虐过程的临近高潮时一次次地收获失望。而同样让维格百思不解的是，思想深刻、注重修行的王摩诘，何以在性爱取向上耽迷于自虐，表现出奴性，具有严重的人格分裂倾向。王摩诘觉得维格不可或缺，维格觉得王摩诘不可救药。就在这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野中，维格毅然而然离开了王摩诘，并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结束了。”而王摩诘则不甘心地回应：“有时候结束就是开始。”作品没有完全了断他们的“对话”，但却被“悬置”了起来，这给当事人留下了某些机会，也给读者带来了某种遐想。王摩诘和维格的“对话”，说是身体的“对话”，但又不全是，分明带入了精神的因子；说是现实的“对话”，但也不全是，分明还嵌入了历史的影子。可以说，在王摩诘和维格的多重“对话”中，更为深入地揭示了人格的变异，更为集中地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乃至被人们忽略了的历史的垢痂与人生的皱襞。

　　放开了视野来看，《天·藏》在马丁格和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父子的“对话”，王摩诘和维格的“对话”之外，还有着更多的“对话”在同时展开或交叉进行。王摩诘在与维格“对话”，也在与马丁格“对话”，与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对话”，还与援藏女法官于右燕“对话”；而维格既与彪悍的登山教练“对话”，与澄明的肯诺仁波钦法师“对话”，还与自己的外婆维格夫人在“对话”。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藏人与佛学在“对话”，汉人与藏人在“对话”，人们与自然在“对话”，现实与历史在“对话”，身体与精神在“对话”，自我与存在在“对话”，“对话”是交流与交往，“对话”是生活与生存，一切都在“对话”中。“对话”构成了关系，形成了人生，组成了世界，也铸就了《天·藏》，成就了作者。不得不佩服宁肯，这个在过去曾给过我们许多惊喜的实力派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特异才华与过人才情，特别地让人惊奇，格外地令人刮目。这惊人的才华与才情，既表现于他对哲学的内在体味，宗教的深度痴迷，灵魂的高度关注，精神的深切理解，还表现于他化哲学、宗教、灵魂、精神为意向和形象的高超能力，以及运用多角度叙述、日常性细节、智慧型对话、学理性注释等异常手段，把作品构筑得丰沛结实，把叙事操弄的行云流水。他不但言说了无法言说的，表达了难以表达的精神的奥秘，人性的诡异等多重意蕴，让人思考不休，咀嚼不尽。（文学报 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