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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文学理想的浮沉

2010/10/21 0:12:32

       我总觉得文学理想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不需要谈论。一旦我们需要谈论它时,就意味着它已出现了问题。

  远的不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总体上是不存在理想问题的。那个年代虽然有对历史创伤记忆的书写,也有种种迷惘、感伤、苦闷与困惑的文学话语,但作家的写作都很真诚,文学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一种向上的精神气质。1981年,汪曾祺写出《大淖记事》后说:“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我去看‘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40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反复提到他写的是“向往”,而在我看来,这种向往其实就是文学理想。

  实际上,这种向往也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王蒙的《春之声》,张承志的《黑骏马》与《北方的河》,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铁凝的《哦,香雪》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把作家自己的理想转化成了某种文学理想,文学也因为理想之光的烛照,一下子有了精气神。

  于是有必要追问,为什么文学理想在80年代不成其为问题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以为与那个年代的总体氛围关系密切。李陀说:“80年代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激情,觉得既然自己已经‘解放’了,那就有必要回头看自己经历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往前看,看历史又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马上做什么。”(《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53页)这种说法很有道理。80年代的过来人回想一下,李陀所谓的激情其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之类的歌曲唱的是激情,《一个和八个》《红高粱》之类的电影演的是激情,而“美学热”、“全民读书热”、“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等,也无不与激情有关。1988年5月,我曾参加在芜湖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亲眼目睹了分组讨论时那种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的辩论场面。显然,那也是一种激情的体现。如此激情燃烧,让80年代变得生机勃勃,理想主义的疯长也有了合适的土壤。

  文学理想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勃兰兑斯曾经谈论过1830年代对于法国文学的重要性——类似于文艺复兴似的时代精神状况,作家亲同手足般的思想交流与艺术批评,共同催生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参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第8-18页)19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状况也颇有点法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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